江西吉安，古稱廬陵。在中國古代歷史上，廬陵真可以稱得上是“文章節義之邦”。論文章，廬陵誕生了歐陽修、楊萬里等詩文名家，從南唐到清朝，這里誕生近三千位進士，古代著名的書院——白鷺洲書院即設立于此地。論節義，廬陵歷史上涌現出“五忠一節”，這六位廬陵人在官方所贈謚號中，或有一個“忠”字，或有一個“節”字，他們中有人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，為國捐軀，壯懷激烈。廬陵歷史上還產生了一批賢母，其中最知名的是陶母、歐母、文母，她們的事跡令人欽佩，她們的風采令后世敬仰。
陶母退酢，告誡為官公私分明
這里說的陶母是東晉名將陶侃的母親湛氏，倘若陶侃這個名字令各位讀者感到陌生，那么他的曾孫陶淵明的名字可說是婦孺皆知。陶淵明有一篇感人至深的家書——《與子儼等疏》，這是陶淵明年過五十、疾病纏身，感到人生大限將至時對五個兒子的叮嚀，他最大的愿望是兄弟和睦。在家書的最后，陶淵明引用《詩經》中的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一句，希望五個兒子能以具有高尚品格的先賢為學習對象，“雖不能爾，至心尚之，汝其慎哉，吾復何言。”
陶淵明的后代不必向外尋先賢學習，祖上陶侃及陶侃母親湛氏的事跡足資教育。《晉書》《世說新語》等史書記載了陶母湛氏的事跡，不少后來還成為了典故。陶侃幼時家境較差，他日后能夠成就一番大事業，與母親的勤勞、格局密切相關。湛氏之勤勞，體現在她以紡織維持家庭生計。湛氏之格局，則體現在她從來不因貧困而短視，相反她為家人成才不遺余力。
湛氏常以紡織所得，資助丈夫結識優秀的人，湛氏認為只有與在道德上、學問上優于自己的人為友，才能提高自己。陶侃功名未顯時，鄱陽郡孝廉范逵來拜訪陶侃，要在陶家住上幾日。“孝廉”是流行于當時的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，按照設計這項制度的初衷，推舉為孝廉的人應是地方上孝悌而清廉之士。范逵的到訪讓湛氏感到高興，也讓她發愁，因為“室如懸磬”，她家房子就跟懸著的鐘一樣，空空如也，而范逵仆從和馬匹不少，這樣的條件能接待好嗎？
偏偏范逵到來時，天降大雪。湛氏讓兒子陶侃只管把客人留下來，不必擔心接待問題，她已經想出了辦法。她將自己的長發截去，做成了兩套假發，由此換回了幾斛米，煮飯需要燒柴火，她從本就簡陋的屋中砍下細小的柱子用來燒火。為了解決馬兒吃草的問題，她竟將坐臥的草席一割為二，一半用來喂馬。范逵得知湛氏為了接待自己如此操勞，十分感動，稱贊“非此母不生此子”。大概經過范逵的傳播，陶侃和湛氏甚至在洛陽也有了知名度。
陶侃曾在潯陽也就是九江為官，是一個“監魚梁”的小官，魚梁是一種捕魚的方法，大概“監魚梁”負責捕魚及相關業務。陶侃給母親寄去了一罐腌制的魚干，本以為母親會高興接受，卻未曾想到這罐魚干怎么寄去的怎么退回，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封湛氏寫的家書：“爾為吏，以官物遺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憂矣。”湛氏告誡兒子，你身為管理捕魚的官員，怎能假公濟私送魚干給家人，這真讓人擔憂。
一罐魚干雖小，但其中包含的假公濟私的行為卻足以引起警惕。湛氏常借小事叮囑陶侃，不要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偏。因為幼時家貧，湛氏和陶侃在冬天也只能穿破舊麻衣，這種記憶一直印在湛氏腦中，湛氏也希望陶侃不忘這段記憶，尤其是在陶侃功成名就后，一條史料說湛氏總是在陶侃的官服袖口縫一塊布片，上寫：“汝當作佳官，盡心恤民，毋忘著葛衫時。”而陶侃也不負母親的期望，果然成為“佳官”，尤其他任職荊州時，路不拾遺，后人因此稱他為“陶荊州”。
歐母畫荻，涵養儉孝仁愛之心
廬陵歷史上涌現出的“五忠一節”，按照時代順序，第一位是我們熟悉的歐陽修，他的謚號是“文忠”。
歐陽修名列唐宋八大家，這樣一位大文豪卻有一段連紙筆和書本都買不起的童年歲月。歐陽修四歲時，父親過世。歐母鄭氏這時三十歲，她帶著歐陽修和其妹兩個孩子投奔在隨州為官的歐陽修叔父，這樣雖然有了依靠，但生活遠算不上寬裕。鄭氏出身江南大家，有一定的文化修養，她為歐陽修的教育傾注全部精力，留下了“畫荻教子”的佳話。原來，鄭氏教歐陽修寫字，沒有筆墨紙硯文房四寶怎么寫字？鄭氏就地取材，用一根荻管在沙面上寫字。
歐陽修的文章中，有一篇《瀧岡阡表》，“阡表”即墓表，是記載墓主生平、表彰墓主品德的紀念性文字。這是歐陽修在其父歐陽觀過世六十年后所寫的，這時他的母親也過世了。歐陽修手書的《瀧岡阡表》碑刻今天還完好保存在吉安市永豐縣，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歐陽觀過世時，歐陽修才四歲，他對父親的記憶基本來自母親，因此論者指出《瀧岡阡表》“文為表其父阡，實則表其母節”。
歐母鄭氏常用歐陽觀的事跡教育他，期望歐陽修能繼承父親身上的儉、仁、孝等優點。歐陽觀是一位“廉而好施與”的官員，俸祿不多，卻仍然擔心讓錢財成為自己的累贅。歐陽觀過世時，家中“無一瓦之覆、一壟之植”，這意味著鄭氏和兩個孩子只能過苦日子。鄭氏始終以儉約治家，后來日子稍有起色，對歐陽修說：“吾兒不能茍合于世，儉薄所以居患難也。”歐陽修在而立之年被貶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，母親陪他同去夷陵生活，全無愁容與抱怨，反而言笑自若，還寬慰歐陽修：“汝家故貧賤也，吾處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。”
通過母親的講述，歐陽修知道父親是個孝子。歐陽觀常常思念過世的母親，歲時祭祀不輟，總是感慨祭品再豐富也不如父母健在時提供微薄的供養。母親還告訴歐陽修，歐陽觀為官時對于刑獄慎之又慎，常常為不能幫助治下的百姓免于或減輕刑罰而自責。母親由這兩件事，歸納出歐陽觀做人處世的準則，將之傳給歐陽修：“夫養不必豐，要于孝；利雖不得博于物，要其心之厚于仁。”侍奉父母不在于提供多么豐厚的物質，而在一個孝字，也許不能為所有人謀得利益，但重要的是保持一顆仁厚之心。
歐陽修在人生暮年寫作這篇文章并立碑，是因為他認為經歷長時間的檢驗，他沒有辜負母親對他的期待，他在文章的最后自豪寫道“幸全大節、不辱其先者，其來有自”，來自何處？來自母親的教育、純良的家風。
文母儉勤，鼓勵孩子為國盡忠
廬陵“五忠一節”中的最后一位是文天祥，他謚號“忠烈”。史書記載，文天祥童年時，在故鄉學宮中見到歐陽修、楊邦乂、胡銓的塑像，這些鄉賢“皆謚忠節”，他心生羨慕，立志要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，“沒不俎豆（古代祭祀用具）其間，非夫也”。
文天祥日后不僅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，而且更為悲壯。文天祥的選擇，不僅受到時代的影響、先賢的影響，也受到家庭的影響。他的父親文儀和母親曾德慈都教他以忠報國。文天祥的事業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業，而是與他有共同信念的一群人的事業，這其中他的家人付出極多，卻容易被忽視。
關于文天祥的母親曾德慈，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有一篇《齊魏兩國夫人行實》，由此我們可知她是一位“生有摯性”的頑強女性，她以“儉勤”相夫教子，自己的吃穿用度十分簡約，但在孩子的教育上從不吝嗇，若是要為孩子延請名師，就是典當自己的首飾也愿意。文天祥和弟弟文璧沒有辜負母親的期待，都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，文天祥還高中狀元。
曾德慈默默支持文天祥的事業，一家人聚少離多。文璧就任惠州知州后，將母親接來了惠州，行實寫道“歲在丁丑（1277年），天祥自閩來諗，兄弟迭娛侍，意頗自適”，然而身處戰亂之中，母子團聚的溫馨時光注定是短暫的。更大的悲劇發生在第二年，這年農歷九月，曾德慈在惠州軍中感染疫病而亡，十一月，文天祥的長子文道生也病死在惠州。在此前后，文天祥的妻子、女兒或被俘，或死于戰亂。
文天祥與母親感情深厚，他在詩中表達了對母親的思念。在被押送元大都的路途上，文天祥作《邳州哭母小祥》，所謂“小祥”指父母逝世一周年，他作為長子無法祭祀母親，沉痛不已，他追憶母親對自己的教誨，更加堅定以身殉國的志向：“母嘗教我忠，我不違母志。”
在第二年“大祥”時，文天祥在獄中寫下《哭母大祥》，他做了一個夢，“夜來好夢歸故國，忽然海上見顏色。一聲雞叫淚滿床，化為清血衣裳濕。當年嫠緯意謂何，親曾撫我夜枕戈。”枕戈待旦的典故不必多言，“嫠緯”即“嫠不恤緯”的典故，出自《左傳》，嫠為寡婦，說的是寡婦不擔心緯線少，織不成布，擔心的是社稷傾頹而禍及自己與家人。文天祥的母親懂得這一道理，因此堅定支持兒子的事業。
文天祥在詩中感慨“古來全忠不全孝，世事至此甘滂沱”，他已下定決心慷慨赴死，若問平生憾事，便是無法親自歸葬母親。他將這件事委托給了弟弟文璧，文璧在行實中用了幾乎一半的篇幅寫歸葬的過程，他完成了哥哥交待給自己的事，而此時文天祥已就義。
母親、父親與孩子共同構成一個核心家庭，中國人歷來注重父母對孩子的身教與言教，家風由此傳承，細品中國人的家風家訓，無不以賢為典范。見賢思齊，敬德崇仁，如此家風方能致遠。（陳彧之）